第五百零九章 易水悲歌（3 / 4）
黎明，孟水芸看着偌大的空荡荡的林家祠堂，仰头望着一棵棵高大的梧桐树，心第一次如此敞亮。
艺术本就来源于生活，更应藏于民间，只有植根民间的艺术才能获得永生。
……
1935年王亚樵、李济深、陈铭枢等人在香港密议，决定锄杀蒋介石，以救国难。
王亚樵派华克之率孙凤鸣、贺坡光、张玉华潜回南京主持成立晨光通讯社，装扮成记者，以采访为名，寻机暗杀。
1935年8月，华克之等人探知蒋介石将从武汉返回南京，决定在蒋介石从火车站乘车回黄埔路官邸的途中行刺，但当蒋介石的车队经过时，由于车速太快，无法看清蒋介石到底在哪辆车里，只得作罢。
不久，国民党宣布将于1935年11月1日在南京召开四届六中全会。王亚樵指示华克之利用这个机会动手除掉蒋介石，由取得记者证件的孙凤鸣具体负责刺杀。
1935年10月28日晚，华克之等人在晨光通讯社给孙凤鸣备酒壮行。华克之端起一碗酒对孙凤鸣说道：“九一八事变以来，日寇紧逼入侵，蒋介石、汪精卫之流媚日卖国，四万万同胞眼看就要沦为异族奴隶。凤鸣老弟此番发难，共诛蒋贼，旋转乾坤，改变国家命运，团结国人，共赴国难，拯救民族于水火之中，必将永垂千古。”
孙凤鸣慷慨悲壮的说道：“凤鸣此番诛杀****志在必行。抛头颅，洒热血，救国家，救民族，在所不惜。凤鸣感谢亚樵先生相知之雅，教导有年，虽死何憾？愿诸兄弟将抗日壮举进行到底，凤鸣则含笑九泉。”说罢，接过酒来一饮而尽。
华克之、贺坡光等人泪如雨下，齐声高唱《易水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场面十分悲壮。次日，华克之等人离开南京，由孙凤鸣留在南京进行暗杀。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如期召开，孙凤鸣将手枪藏于照相机内，进入中央党部大礼堂。开幕式后合影，汪精卫就坐前排，蒋介石见会场秩序混乱，借口身体不适推辞出席合影。
孙凤鸣杀蒋不成，便将愤怒的枪口对准与日本签订卖国条约的行政院长汪精卫，他高呼：“打倒卖国贼”，拔出手枪向汪精卫连连射击，汪精卫身中三枪，一枪击中左面颊，一枪击中左臂，一枪击中脊椎骨，其中打进脊椎的子弹始终无法取出，最后导致汪精卫于九年后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医院手术台上毒发身亡。
而孙凤鸣也被卫士开枪击伤肺部，奄奄一息。
国民政府为了从孙凤鸣口中得到刺汪案幕后的政治背景，每小时给孙凤鸣注射十几针强心针，一直到第二天凌晨孙凤鸣伤重去世时，竟然给孙凤鸣扎了近一百五十针强心针。
刺汪案发生后，蒋介石得知同王亚樵有关，极为恼怒，下令戴笠：“限期擒王亚樵归案”，“捉不到活的也要打死”，“否则再不要见我”。戴笠、郑介民派遣大批特务去香港，但毫无收获。
刺汪案发生后，100多名当事人和关联人被捕，大部分惨遭杀害，其中包括孙凤鸣的妻子崔正瑶与其年仅17岁的妻妹崔正祺。南京、上海、香港等地一片白色恐怖，到处都是便衣特务，四处搜捕王亚樵。
王亚樵感到怒不可遏，当即召集郑抱真、余亚农、许志远等骨干成员秘密开会，商议对策。王亚樵提出血债要用血来偿，打算买船票前往南京行刺戴笠。郑抱真当即劝阻“南京特务密布，现在前往南京无疑于自投罗网。”
最终经商议，决定刺杀正在上海主持媚日谈判的国民政府外交次长唐有壬，以向蒋介石反击。王亚樵派得力干将肖佩伟率人潜回上海实施暗杀。唐有壬因在上海主持媚日谈判，遭到各方爱国志士的舆论抨击，唐有壬似乎感觉到了自己罪恶深重，因而深居简出，行踪不定。
肖佩伟前往位于上海法租界的唐有壬公馆，经过反复观察地形后，与陈有光、刘镇南、裘积玉等人制定了暗杀计划。1935年12月25日下午6点，唐有壬外出归来，准备步入寓所之际，埋伏在唐公馆隔壁汽车间的刘镇南、裘积玉闪身而出，对准唐有壬连开三枪，唐有壬栽倒在寓所门前，当场毙命。
汪精卫遇刺案尚未平息，唐有壬又遇刺身亡，一时间国民党朝野上下人人自危。蒋介石恼羞成怒，严令戴笠：不惜一切代价除掉王亚樵，否则就割下自己的脑袋。
1936年1月，戴笠亲自率领军统特务登上开往香港九龙半岛的轮船，前往抓捕王亚樵。当时国民党反蒋人士陈铭枢、李济深等也在香港，他们已向香港总督葛洪亮提出，请他庇护王亚樵。葛洪亮一口答应，并通知了香港警务处长勃郎。于是，王亚樵立刻去见勃郎，告知戴笠将来香港捕人，请求帮助。
戴笠抵达香港九龙码头，拎着装有两支美制强力式无声手枪的皮箱走下轮船。这时，香港警察突然出现在码头，以对入境者进行检查为由，搜出了戴笠携带皮箱中的两支手枪。随即，以非法携带枪支入境罪将戴笠拘留。就这样，戴笠在香港警务处看守所尝了三天铁窗滋味。
蒋介石得知戴笠被拘留的消息后，立即指示外交部向香港总督葛洪亮提出抗议交涉。香港总督葛洪亮决定见好就收，下令释放戴笠。而此时，戴笠在看守所内整整被关了三天，他恨得咬牙切齿，发誓不除掉王亚樵，绝不罢休。
特务陈亦川求赏向戴笠献计，自愿打进王亚樵内部，或擒或杀亚樵。戴笠命陈亦川隐其特务身份，秘密去港，但打不进去，陈亦川借与余亚农有一面之缘，又以同乡名义，并伪造石寅生推荐书信，接近余亚农畅谈反蒋救国。久之，陈亦川求余引见亚樵，认亚樵为师。陈参加外围活动，核心打不进去，亦见不到亚樵，但可接近一般人员。
1936年2月，王亚樵偕郑抱真、许志远、余亚农、张献廷、蔡克强、王国屏等逃亡广西梧州，居住梧州市西江岸一幢房子内，化名匡盈舒，跟随人员分住于梧州市。李济深即与李宗仁、白崇禧商谈，对王亚樵加以保护，由广西省政府每月拨给500元生活费。王亚樵曾去南宁三次，见李宗仁、白崇禧，建议兴兵讨蒋，李、白拒绝。
王亚樵梧州寄迹，处于绝境，国土之大无立锥之地，拟出奔延安，投奔红色，特密派余亚农、张献廷持其亲笔书信前往延安与红色接洽。王亚樵在困居梧州时作词一首，内有“闽海羊城兴义师”、“北顾延河非孤云”等句。
戴笠了解到王亚樵侠肝义胆，对他的下属照顾备至的优点，便将魔爪伸向他的部下，以绑票的方式把王亚樵的部下余立奎从香港抓到南京，关进了监狱。
余立奎誓不叛变，戴笠派人找到余立奎的妻子余婉君，以重利收买，让她说自己有经济困难，需要帮助，急切需要与王亚樵取得联系，请求王亚樵帮忙。
1936年10月间，余婉君突然由香港来到梧州，对王亚樵说，他们在香港生活困难要求来梧州居住。余婉君此时已为戴笠所收买，为重利诱惑而出卖了王亚樵。她到梧州后，即同军统特务郑介民联系。
1936年10月20日，余婉君说有事请王亚樵去她家商谈，这时十几个特务已埋伏在余婉君的屋中。王亚樵一进门，特务立即向他撒了一把石灰，王亚樵双眼被迷，但仍坚持同特务搏斗。最终，因寡不敌众，王亚樵身中五枪，被刺三刀，当场身亡。 ↑返回顶部↑
艺术本就来源于生活，更应藏于民间，只有植根民间的艺术才能获得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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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王亚樵、李济深、陈铭枢等人在香港密议，决定锄杀蒋介石，以救国难。
王亚樵派华克之率孙凤鸣、贺坡光、张玉华潜回南京主持成立晨光通讯社，装扮成记者，以采访为名，寻机暗杀。
1935年8月，华克之等人探知蒋介石将从武汉返回南京，决定在蒋介石从火车站乘车回黄埔路官邸的途中行刺，但当蒋介石的车队经过时，由于车速太快，无法看清蒋介石到底在哪辆车里，只得作罢。
不久，国民党宣布将于1935年11月1日在南京召开四届六中全会。王亚樵指示华克之利用这个机会动手除掉蒋介石，由取得记者证件的孙凤鸣具体负责刺杀。
1935年10月28日晚，华克之等人在晨光通讯社给孙凤鸣备酒壮行。华克之端起一碗酒对孙凤鸣说道：“九一八事变以来，日寇紧逼入侵，蒋介石、汪精卫之流媚日卖国，四万万同胞眼看就要沦为异族奴隶。凤鸣老弟此番发难，共诛蒋贼，旋转乾坤，改变国家命运，团结国人，共赴国难，拯救民族于水火之中，必将永垂千古。”
孙凤鸣慷慨悲壮的说道：“凤鸣此番诛杀****志在必行。抛头颅，洒热血，救国家，救民族，在所不惜。凤鸣感谢亚樵先生相知之雅，教导有年，虽死何憾？愿诸兄弟将抗日壮举进行到底，凤鸣则含笑九泉。”说罢，接过酒来一饮而尽。
华克之、贺坡光等人泪如雨下，齐声高唱《易水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场面十分悲壮。次日，华克之等人离开南京，由孙凤鸣留在南京进行暗杀。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如期召开，孙凤鸣将手枪藏于照相机内，进入中央党部大礼堂。开幕式后合影，汪精卫就坐前排，蒋介石见会场秩序混乱，借口身体不适推辞出席合影。
孙凤鸣杀蒋不成，便将愤怒的枪口对准与日本签订卖国条约的行政院长汪精卫，他高呼：“打倒卖国贼”，拔出手枪向汪精卫连连射击，汪精卫身中三枪，一枪击中左面颊，一枪击中左臂，一枪击中脊椎骨，其中打进脊椎的子弹始终无法取出，最后导致汪精卫于九年后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医院手术台上毒发身亡。
而孙凤鸣也被卫士开枪击伤肺部，奄奄一息。
国民政府为了从孙凤鸣口中得到刺汪案幕后的政治背景，每小时给孙凤鸣注射十几针强心针，一直到第二天凌晨孙凤鸣伤重去世时，竟然给孙凤鸣扎了近一百五十针强心针。
刺汪案发生后，蒋介石得知同王亚樵有关，极为恼怒，下令戴笠：“限期擒王亚樵归案”，“捉不到活的也要打死”，“否则再不要见我”。戴笠、郑介民派遣大批特务去香港，但毫无收获。
刺汪案发生后，100多名当事人和关联人被捕，大部分惨遭杀害，其中包括孙凤鸣的妻子崔正瑶与其年仅17岁的妻妹崔正祺。南京、上海、香港等地一片白色恐怖，到处都是便衣特务，四处搜捕王亚樵。
王亚樵感到怒不可遏，当即召集郑抱真、余亚农、许志远等骨干成员秘密开会，商议对策。王亚樵提出血债要用血来偿，打算买船票前往南京行刺戴笠。郑抱真当即劝阻“南京特务密布，现在前往南京无疑于自投罗网。”
最终经商议，决定刺杀正在上海主持媚日谈判的国民政府外交次长唐有壬，以向蒋介石反击。王亚樵派得力干将肖佩伟率人潜回上海实施暗杀。唐有壬因在上海主持媚日谈判，遭到各方爱国志士的舆论抨击，唐有壬似乎感觉到了自己罪恶深重，因而深居简出，行踪不定。
肖佩伟前往位于上海法租界的唐有壬公馆，经过反复观察地形后，与陈有光、刘镇南、裘积玉等人制定了暗杀计划。1935年12月25日下午6点，唐有壬外出归来，准备步入寓所之际，埋伏在唐公馆隔壁汽车间的刘镇南、裘积玉闪身而出，对准唐有壬连开三枪，唐有壬栽倒在寓所门前，当场毙命。
汪精卫遇刺案尚未平息，唐有壬又遇刺身亡，一时间国民党朝野上下人人自危。蒋介石恼羞成怒，严令戴笠：不惜一切代价除掉王亚樵，否则就割下自己的脑袋。
1936年1月，戴笠亲自率领军统特务登上开往香港九龙半岛的轮船，前往抓捕王亚樵。当时国民党反蒋人士陈铭枢、李济深等也在香港，他们已向香港总督葛洪亮提出，请他庇护王亚樵。葛洪亮一口答应，并通知了香港警务处长勃郎。于是，王亚樵立刻去见勃郎，告知戴笠将来香港捕人，请求帮助。
戴笠抵达香港九龙码头，拎着装有两支美制强力式无声手枪的皮箱走下轮船。这时，香港警察突然出现在码头，以对入境者进行检查为由，搜出了戴笠携带皮箱中的两支手枪。随即，以非法携带枪支入境罪将戴笠拘留。就这样，戴笠在香港警务处看守所尝了三天铁窗滋味。
蒋介石得知戴笠被拘留的消息后，立即指示外交部向香港总督葛洪亮提出抗议交涉。香港总督葛洪亮决定见好就收，下令释放戴笠。而此时，戴笠在看守所内整整被关了三天，他恨得咬牙切齿，发誓不除掉王亚樵，绝不罢休。
特务陈亦川求赏向戴笠献计，自愿打进王亚樵内部，或擒或杀亚樵。戴笠命陈亦川隐其特务身份，秘密去港，但打不进去，陈亦川借与余亚农有一面之缘，又以同乡名义，并伪造石寅生推荐书信，接近余亚农畅谈反蒋救国。久之，陈亦川求余引见亚樵，认亚樵为师。陈参加外围活动，核心打不进去，亦见不到亚樵，但可接近一般人员。
1936年2月，王亚樵偕郑抱真、许志远、余亚农、张献廷、蔡克强、王国屏等逃亡广西梧州，居住梧州市西江岸一幢房子内，化名匡盈舒，跟随人员分住于梧州市。李济深即与李宗仁、白崇禧商谈，对王亚樵加以保护，由广西省政府每月拨给500元生活费。王亚樵曾去南宁三次，见李宗仁、白崇禧，建议兴兵讨蒋，李、白拒绝。
王亚樵梧州寄迹，处于绝境，国土之大无立锥之地，拟出奔延安，投奔红色，特密派余亚农、张献廷持其亲笔书信前往延安与红色接洽。王亚樵在困居梧州时作词一首，内有“闽海羊城兴义师”、“北顾延河非孤云”等句。
戴笠了解到王亚樵侠肝义胆，对他的下属照顾备至的优点，便将魔爪伸向他的部下，以绑票的方式把王亚樵的部下余立奎从香港抓到南京，关进了监狱。
余立奎誓不叛变，戴笠派人找到余立奎的妻子余婉君，以重利收买，让她说自己有经济困难，需要帮助，急切需要与王亚樵取得联系，请求王亚樵帮忙。
1936年10月间，余婉君突然由香港来到梧州，对王亚樵说，他们在香港生活困难要求来梧州居住。余婉君此时已为戴笠所收买，为重利诱惑而出卖了王亚樵。她到梧州后，即同军统特务郑介民联系。
1936年10月20日，余婉君说有事请王亚樵去她家商谈，这时十几个特务已埋伏在余婉君的屋中。王亚樵一进门，特务立即向他撒了一把石灰，王亚樵双眼被迷，但仍坚持同特务搏斗。最终，因寡不敌众，王亚樵身中五枪，被刺三刀，当场身亡。 ↑返回顶部↑